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習近平總書記殷切希望江蘇在高質量發展上繼續走在前列，并賦予江蘇“四個走在前”“四個新”重大任務，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其中重要內容。在高質量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江蘇新實踐的內在要求和鮮明特征。

把握高質量發展的生成邏輯，在厚植高質量動能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高質量發展之所以是新時代的硬道理，在于面對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國內需求升級、外部壓力不減的情況，只有在質的躍升中才能打開量的新擴張空間，高質量發展由此成為我國牢牢掌握發展主動權的“華山一條路”，也成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治本之策。一段時間來，江蘇作為重要參與方的外貿“新三樣”備受矚目，其爆發式增長看似偶然，實則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前瞻布局、積厚成勢的結果。由于擁有頭部企業、核心技術、自主品牌、創新人才、自主營銷網絡等綜合優勢，占據產業價值鏈高端，“新三樣”形成可觀的創富效應，激發起創業興業熱潮，產生大量高質量就業崗位，稅收貢獻顯著，成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源頭活水。2023年，江蘇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規上工業比重攀高至41.3%和49.9%，體現了江蘇產業質態的持續改善。這種進中提質、質量互進的態勢，成為江蘇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優勢和底氣所在。面向未來，江蘇唯有堅持新質生產力導向，統籌做好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兩篇大文章，保持戰略定力，一片片打開產業創新突破的新空間，才能更好筑牢民生發展之基、財富之基。

把握高質量發展的適配邏輯，在高水平供需平衡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新時代人民群眾的需求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內在要求高質量供給與之適配，形成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這成為新形勢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核心邏輯。從江蘇情況看，伴隨居民消費的發展型、享受型、品質型轉型，江蘇各類經營主體更加注重品質品牌、創意設計、人文賦能、消費體驗，更加注重消費新模式新業態新場景的打造，在市場端形成更高層次的供需匹配。對政府而言，江蘇堅持財力向民生、向基層傾斜，全省公共財政支出75%以上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方面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設，兜住、兜準、兜牢民生底線；另一方面把握居民需求之變，自加壓力、抬高標桿，制定省基本公共服務實施標準，以標準引領民生保障與改善，同時逐步推進“民生七有”轉向“民生七優”，整體提升全省民生保障質量水平。面向未來，江蘇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發揮政府、市場、社會等各方力量，協力創造更高質量的有效供給、更高標準的兜底保障、更為均衡的公共服務，在更高水平的供需匹配中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把握高質量發展的效率邏輯，在增強群眾致富本領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敝挥性诎l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推動高質量發展放在首位，才能跳出看起來很美實則危害巨大的“福利陷阱”。其邏輯依據在于，對于中國這樣人口規模巨大的后發經濟體而言，既要倡導奮斗實干，也要提升人力資本，這樣才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形成富有競爭力的生產效率優勢，才能夯實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基礎，也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和改善民生。人力資源豐富是江蘇現代化建設的基礎優勢。江蘇深入實施中等收入群體壯大行動，推動更多專業技術人員、高校畢業生、農業轉移人口、各類創業人員等群體躋身中等收入行列。2021年起，江蘇開始實施農民收入十年倍增計劃，在新冠肺炎疫情及多重復雜因素沖擊下，近兩年全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分別增長6.3%、6.9%，保持較高增速，但要實現預期目標，還需廣拓農村居民增收渠道。面向未來，江蘇要以更大力度守護“一老一幼”，提升居民教育、健康水平，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為群眾干事創業、增收致富創造更好條件。

把握高質量發展的共富邏輯，在增強發展的均衡普惠性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定性和共同富裕定向之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和社會發展階段不斷演進、相互作用的結果，體現了高質量發展深邃的共富邏輯。江蘇在推進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堅持“百姓富”根本導向，著眼百姓所需所盼，激發百姓所能所長，圍繞促進人民群眾物質富足、精神富有兩個核心任務，在綜合實力較強、居民收入較高、區域城鄉差距較小、人的素質和文明水平較高的基礎之上，以更高標準打造“富之標桿”，以更寬路徑豐富“富之源泉”，以更高定位補齊“富之短板”；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織密扎牢社會保障網，逐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聚焦群眾“急難愁盼”，把受益面廣、關注度高的基本公共服務納入年度民生實事，持續擴大服務供給，將一個個民生難點變成民生亮點，努力讓廣大群眾看到更大變化、得到更多實惠。面向未來，江蘇要不斷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著力在高質量發展中創造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品質生活。

（作者為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