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人工智能新技術不斷突破、新業態持續涌現、新應用加快拓展，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量，對提高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水平具有重大意義。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

構建動態治理機制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在現代化進程中，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群體多元、要素自由流動的開放社會，社會活動呈現指數級增長，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新要求。

社會管理和社會治理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內涵卻有很大的不同。傳統的社會管理側重于政府主導，盡管政府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但難免也有力量所不能及之處。往往表現為“上下一般粗、左右一個樣”，統一粗放，固化靜態等特點。社會治理所體現的核心要義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和綜合施策。

以人工智能為引領的現代信息技術能夠有效挖掘變動數據蘊藏的價值信息，捕捉細節，留意個性，追根溯源，預測將來，既能掌握事物的個性特征，又能把握事物的整體狀況和未來趨勢，進而實現智能識別、實時監控、精準分析、預警預防，提高公共決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人工智能同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相融互促，與制造業深度融合，通過軟硬件產品的緊密結合，實現對海量碎片化數據的實時采集，并傳輸至中樞平臺智能感知問題，提出決策處置的合理建議。

優化治理協同機制

在移動互聯網、大數據、超級計算、傳感網、腦科學等新理論新技術的驅動下，人工智能呈現出深度學習、跨界融合、人機協同、群智開放、自主操控等特征，得以對復雜社會現象進行更為深入的解析和研判，創新治理主體與治理對象之間的互動模式，加快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

人工智能正在融入更多的社會治理場景，治理對象的行為數據“反哺”算法模型，驅動人工智能輸出的決策信息持續改善，縮小了政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憑借海量數據、超級算力和智慧功能，打造出多種多樣的平臺或服務界面。通過智能化平臺，只需明確自己要辦什么事，便能實現與相關部門的對接。以往人們辦理一件事可能需要跑幾個部門，而智能化平臺可以高效協調各部門，實現全時空、跨領域、跨部門的綜合服務，推動治理和服務重心下移，提高行政能力與效率。在南京生態科技島，“洲島城市服務智慧平臺”實現了市政管養、環衛保潔、綠化養護、河道水務的全域化、一體化智慧管養，管養數據24小時在線監測采集，助力多部門高效協同聯動，讓城市環境與社會治理更加精準、高效、智能。

互聯網已成為群眾表達訴求、政府傾聽民意的重要平臺。政府部門綜合運用大數據、智能語音交互等技術，實時在線解答服務事項辦理過程中的政策依據、受理條件、所需資料、申報流程等問題，及時更新知識庫，為企業和群眾提供精準、精細的服務。

提升治理服務效能

數字政府具有高度的信息化與智能化特征，正在構建開放、共享、透明、協同的治理平臺。加強數字政府建設是創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舉措，對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法治政府、廉潔政府、服務型政府意義重大。要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雙向賦能治理主體和治理對象，助力構建政府、社會組織、企業、群眾等多元主體利益訴求共生演化的智慧治理架構，不斷提升治理服務效能。

推動惠企惠民政策及時落地。通過建立數字化平臺，實現優惠政策申請材料精簡、審批環節壓縮、兌現時效提高。尤其是對受益條件可量化、受益對象明確的政策，及時落地見效，增強企業和群眾的政策獲得感，讓政務服務既有速度、又有溫度。

健全城市運行“一網統管”系統。涵蓋市、區、街鎮、社區、網格/樓宇五級，通過數據匯聚與智慧場景建設，實現線上線下高效辦理“一件事”，推動城市治理由人力密集向人機協同轉變、經驗判斷向數據統籌轉變、被動處置向主動預警轉變，構建起“一屏觀天下”“一網管全城”的城市數字化治理體系。

持續豐富應用場景。比如交通管控，通過采集安裝在道路兩側的攝像頭、傳感器等設備的數據，建立智能分析模型，實時監測路網交通運行態勢，提高交通應急處置能力。比如城市停車管理，有的地方推出“鄰里?！毙〕绦?，通過車位資源整合、日夜錯峰共享、鄰里包月優惠等機制，實現閑置停車資源的統籌共享和智能推薦。比如環境監管場景，通過建設云平臺，匯聚生態環境業務數據、物聯網監測數據、互聯網數據、遙感數據和數值模型計算數據等，實現各類生態要素的統一動態監控，同時建立“一企一檔”，為精準執法提供參考，對污染源全過程監管。

人工智能是把“雙刃劍”，要統籌兼顧“基于人工智能的治理”和“對于人工智能的治理”，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發展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倫理道德，促進人工智能健康發展和規范應用，努力實現規范與發展的動態平衡，把新一代人工智能帶來的機遇更好轉化為推進治理現代化的動力和效能。

（董 羽 作者單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黨委組織部;本文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項目“基于縱向黨支部體系下的‘團隊式’科研育人新模式探索”〈2022YJXGG-SZ06〉、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信息化管理與應用研究項目“大數據背景下推動高校學風建設的途徑研究”〈1005-YDB2200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