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是世界第三大河流，長江文明作為世界上的大河文明之一，在歷史上不僅創造了自身的輝煌，對中華文明的構建、國家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今天仍然有著重大的時代價值?！伴L江文明”這一概念已為學界及社會廣泛使用，但是對于“長江文明”的內涵卻缺乏探討，其內涵、形貌特征至今仍不清晰，特別是長江文化與長江文明的關系，長江文明內在的支撐要素，長江文明的標志特征以及形成的內在規律等問題均缺乏深入探討。長江文明有支撐其發展繁榮的構成要素及內在的動力機制，認識理解長江文明在歷史上得以構建的基礎、內涵和內在機制，有助于我們今天在延續發展長江文明的過程中汲取歷史經驗，不斷推動長江文明在新時代的發展，實現從傳統的文明形態向現代文明的轉型發展，為中華民族文明的建設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什么是長江文明？

從文明的內涵、特征考察，尤其是和世界上其他大河文明相比較，可以看到長江文明有如下五大特征。

第一，河流文明是長江文明的形態特征。長江文明是建立在河流上、因河流而聯系起來、由河流推動發展起來的文明。故而長江文明是基于長江自然環境形成的文明體系，在長江6300多公里的河道以及它眾多的支流、湖泊共同造就的地理環境中獲得滋養、成長、延續。長江文明反映了和自然環境的關聯性，流域內人類的遷徙、生計方式、社會組織、社會生活、制度、文學藝術、宗教和其他精神活動都離不開和長江流域自然的聯系。

第二，長江文明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體系，與其他文明有鮮明的差別。長江文明是一個由物質、制度、生計、社會、精神等不同層面要素構成的體系，是長江文化不斷積累并最終融為一體的結果。長江文明的確立在于這個文明體中擁有諸多反映長江共同性的核心要素，包括稻作農業、水上航運、貿易、青銅產業、河岸城市等，以及諸多其他非核心的要素。這些既是長江文明的支撐要素，同時要素之間的關聯互動對長江文明起到了聯系的作用，使長江文明成為有內在聯系機制的體系。這些要素在中國的文化構成中也具有獨特性，是其他區域不具有或不典型的。獨特的要素支撐了長江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也使長江文明得以確立成為一個文明體系。

第三，長江文明具有文化延伸性和對外的影響力。長江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之一，早期長江流域的稻作文化、青銅文化、哲學思想等，都是中華文明重要的源頭以及中華文明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在和黃河文明的交流融合中，長江文明對中原文明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并且對中華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長江文明的影響也輻射及于長江流域外的區域，如道教、漆器、瓷器等對東亞、東南亞以及歐洲等區域的文明都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第四，從文明的層次來說，長江文明是中華民族的亞文明。長江文明有自身的內涵、支撐體系，有區別于其他文明的形態和表征，故而成為一個文明體系。然而長江文明的形成并不是孤立的，與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原文明的交融直接相關，在中華文明的構建過程中產生了重要作用，是中華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長江文明開放包容，在文明交流和國家整合的互動過程中，最終形成長江文明與中華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因此，盡管長江文明是一個獨具特色的文明體系，但它仍然是中華文明的亞文明。

第五，長江文明具有久遠性和延續性。長江文明源遠流長，大量的考古發現不斷把其起源時間向前推進。在浙江浦江縣出土有谷殼印痕的陶片距今約一萬年，這說明稻作在長江流域至少有上萬年歷史。長江流域的河姆渡、屈家嶺、良渚、城頭山等遺址都將長江文明的源頭上推至了距今4000至6000年以前，這反映出了長江文明的久遠性。長江文明從古至今未曾中斷，始終延續，其文化要素流傳至今，影響及于當今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如屈原的事跡、詩歌以及愛國精神，以及端午習俗等一直延續并影響著海內外中華兒女。諸如此類的文化現象很多，反映了長江文明在中國歷史上不曾中斷的延續性。

長江文明之所以能夠形成，得益于其在歷史上的兩個效應。其一是根基效應。長江文明是植根于長江自然環境中的文明，長江的自然和人文環境驅動了諸多原生性的文化、文明要素的產生，這就是長江文明的根基效應。長江流域地域廣闊、地貌形態多樣，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如青藏文化、滇文化、巴蜀文化、荊楚文化等地域文化及內在的文化元素，同時根據地理環境還可以細分為支流文化、湖泊文化等。長江流域也是中國民族文化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各民族文化是長江文明中的重要內容。長江文明的核心支撐要素往往是這些產生于長江自然和人文環境中的文化積淀發展而形成的。植根于、原創于長江自然和人文環境中的文化要素，是長江文明的重要構成部分，也是長江文明有別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標志。其二是融合效應。長江文明的形成除了原生要素支撐之外，歷史上和其他文明乃至其他國家的文化相互影響和融合，亦推動了長江文明的形成和發展，這就是長江文明的融合效應。例如，在商代以前青銅器的制造技術從黃河流域傳播到長江流域，從而帶動了長江流域青銅的開采冶煉和器具制造。在三國東吳時期乃至更早，長江中游就與南洋諸國開始了政治和商貿往來。這一時期，由于商業及造船業發達，東吳及隨后的政權與當時的林邑國（今越南中南部）、扶南國（今柬埔寨境內）等有了頻繁的交往，擴大了長江中游與南洋諸古國的交往。東晉、北宋的“衣冠南渡”，讓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產生廣泛的互動、交融，互相影響、共同推動了長江文明乃至中華文明的進步和發展。

發展階段是理解文明的重要切入點，任何文明都有一些形態特征可以界定其發展階段，筆者依此將長江文明分為六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長江流域有原始人類至春秋戰國之前是長江文明的起源期。這一階段長江流域尤其是長江的中下游地區，出現了相對較大的人類聚落，也出現了有代表性的文化。河姆渡、良渚、屈家嶺、城頭山等文化遺址中出現了長江流域早期人類的有規模的聚落以及文明標志，如聚落和早期城市、水利、農田、稻作、陶器、玉器、青銅器等。但是這一時期還沒進入到整個長江流域統一的文明體演化過程，僅是長江文明的源頭形成期。

第二個階段，戰國至隋唐以前是長江文明的形成期。這個時期長江流域已經形成了流域的稻作農業，青銅、鐵開采及器具制造等有影響力的產業，初步形成了溝通內外的諸多運河和基于運河之上的貿易體系與社會文化網絡，諸多具有規模的城市，對整個流域具有較大影響的老莊哲學、道教等宗教，以及普遍的與東南半島等地的海外聯系和對外影響力等。

第三個階段，隋唐至宋元時期是長江文明的成長與繁榮期。這一時期，長江文明形成了體系，具備了內在的核心支撐要素。其中核心的物質支撐要素諸如稻作農業及茶葉種植、絲綢及棉紡織業、陶瓷產業、鐵器制造和造船業等諸多有影響力，在特征上有別于其他大河流域的產業。同時，這一時期形成了連接長江流域自然和社會文化的內在機制，包括溝通長江流域內外的運河網絡以及基于運河的社會經濟文化體系。思想文化創造活躍，如唐宋時期的諸多文學和思想巨匠活躍在長江流域，與長江相關的文藝創作豐碩。相對穩定寬松的社會經濟環境成就了有影響力的士大夫群體，成為新社會結構中的重要人群。宋元時期，長江文明更進入了空前的繁榮時期，不僅在經濟和資源開發上對中原的支撐有了更大的貢獻，思想文化的繁榮發展也造就了文明的新高度。程朱理學的發展，畢昇的印刷術發明和書籍的印刷普及，絲綢和陶瓷產業的壯大，書院教育的興盛，江南水鄉和市場的繁榮等等，都是這一時期文明繁榮的標志。

第四階段，明和清早中期是長江文明發展的平穩期。這一時期長江文明原有的各種要素平穩延續、不斷積累，同時長江流域的經濟開發力度增強、向著流域邊緣地帶拓展。長江中游等地區遷入西南地區的四川、貴州、云南等省的人口增多，出現湖廣填四川、貴州，軍隊大量進入云南邊疆地區駐防等，這不僅使得這些地區得到了進一步開發，也使得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文化更大量地向西南地區傳播，長江文明體獲得了更具深度的根植和拓展。與此同時，長江流域對于國家的經濟貢獻率也得到了提升，成為國家重要的糧食和賦稅來源地，對國家的運行發展起到了更重要的支撐作用。長江流域的文化也有新的發展，在思想、小說、繪畫、戲劇、園林藝術等方面都卓有成就，體現了長江文明平穩的發展過程。

第五階段，自清末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長江文明的轉型期。伴隨著中國向近代社會的轉型，長江文明中注入很多新的因子，使長江文明的支撐要素和形貌發生了很多新變化。這主要反映在社會轉型中產業的轉型、社會的開放、風尚的變化、文化思想的革新等。近代以來，長江流域被動對外開放，商業的中心在兩次鴉片戰爭后從廣州轉移到上海。洋務運動對長江流域的產業發展產生較大影響。上海、武漢、南京、蕪湖、宜昌等地都出現新興工業，推動了中國近代船舶、軍火、機械制造和紡織等諸多產業的近代化發展。長江流域成為近代航運和對外通商的中心，茶葉、生絲等主要產品的出口中心逐漸由廣州等地轉向上海，帶動了長江流域經濟發展。經濟轉型也催生了新的社會階層，社會思潮和風尚有了較大變化。長江中下游地區成為近代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的重鎮，報刊出版業發達、新式學堂教育興盛。經歷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勝利等重大歷史變革，長江流域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發展與近代以前封閉的社會相比有了根本變化，發展出了諸多新的思想、文化和社會因子，推動了長江文明的轉型。

第六個階段，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是長江文明發展的新時期。這個時期具體可分為兩個時段。第一個時段是21世紀之前，長江流域曾經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時期，長江文明中很多原有的內涵被改變，粗放式的經濟發展和資源開發利用導致長江流域自然生態受到嚴重破壞。這是此后重新審視和定位長江流域發展的“問題意識”。第二個時段是21世紀以來，長江流域的發展開始轉型，尤其是在黨的十八大以來，長江流域發展在全新的理念指導下迎來了新面貌。大力推進長江流域生態文明建設，積極推動長江流域高質量發展，長江流域只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實施長江十年禁漁，積極保護傳承弘揚長江文化，等等，使諸多新的文明理念得以樹立、新的文明因子被注入到長江文明中。這一時期長江新的文明貢獻不斷凸顯，三峽工程建成基本解除了長江幾千年來對人類生存家園的洪水危害。長江流域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水資源區，僅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每年向北方調水就達到95億立方米，同時建成了中國最大的清潔能源走廊和生產基地，在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提供能源支撐、降低碳排放、維持人類清潔的生存家園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長江流域的文化藝術事業發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顯示出充沛的活力。這一切都成為長江文明新時期延續發展的重要支撐和特征。

是什么支撐了長江文明？

長江文明能夠形成發展起來，得益于支撐這個文明的核心與非核心要素的形成及其在不同的層面上的交織互動。

長江文明的支撐要素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它的核心支撐要素。這是在長江流域有廣泛影響力的、能夠代表長江流域、對文明的形成發展有重要貢獻的要素，例如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等。第二個層次是非核心要素。這些要素和核心要素相比較對長江文明形成發展的支撐作用處于次要地位，但仍然對長江文明有重要的貢獻。例如漆器、宣紙等及其相關文化現象。第三個層次是地方文化要素。長江流域不同流域段形成了鮮明的地域文化，這些地域文化中很多要素也有較大的影響。這樣一個不同層次的文化體系構成了長江文明的支撐。

并非所有長江流域存在的文化要素都是長江文明的構成要素。其構成要素有兩類。一是原生于長江流域的文化要素，其中一些對長江流域的社會經濟文化產生重要影響，甚至跨過長江流域，對其他地區產生了巨大影響，構成了長江文明的核心要素。二是一些源頭并非在長江流域，而是外地傳入，但通過本土化后在當地乃至于長江流域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已經形成具有長江烙印的要素。

據此我們篩選出長江文明十大核心支撐要素：

一是以水稻種植為核心的農耕系統。長江流域有豐富的水環境和水資源，為發展水稻種植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考古學證明，長江流域的水稻種植歷史可以追溯到一萬年前，在隨后的歲月中，水稻種植在長江流域散布開來，至今種植水稻的區域已經覆蓋了長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區。在水稻種植的基礎上也形成了相關的精神、制度、社會習俗和物質創造等文化現象，成為長江文明重要的構成要素。

二是青銅器生產體系及其文化現象。長江流域在殷商時期已經形成了多個青銅開采冶煉中心。長江流域的青銅器受到中原的影響，但是隨后在生產和造型藝術上都發展到了較高水平，反向對中原文化和社會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尤其是在殷商時期對中原地區的禮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形成了長江流域獨特的青銅生產的體系和文化現象。

三是絲綢產業及其文化現象。絲綢生產的主要發源地在中國北方，而漢以后南方絲綢產業有了較快發展。唐朝后期，隨著經濟重心向長江流域的轉移，絲綢生產的中心也逐漸轉向南方，長江流域的江南地區和巴蜀地區都成為絲綢生產的重鎮。宋以后，以長江中下游為中心的絲綢產業中心地位一直延續到清代。圍繞絲綢產業形成了相應的經濟、制度、社會和文化亞系統，深刻影響了長江流域社會。

四是陶瓷產業及其文化現象。陶瓷產業并非長江流域獨有，但在長江文明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長江早期文明中制陶就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屈家嶺、河姆渡、良渚等遺址中都可以看出陶器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稻作農業社會中陶器的使用有著更為特殊意義，它是稻米烹飪必不可少的器具，甚至是推動定居和稻作農耕的重要因素，這一點有別于黃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在晉以后長江流域出現瓷器的生產，隋唐時期江西、安徽、四川等地都已經出產陶瓷。至宋朝，中國的陶瓷業進入繁榮時期，制瓷業發展進入了一個較快的時期，產地廣泛分布在江西、安徽、浙江等省。尤其是瓷器的海外貿易對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長江流域陶瓷的產業規模和社會文化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五是流域的人民在和長江自然的長期互動過程中形成的水文化。水文化凝聚著長江流域民眾對于水的理解和認識，在水的感悟下所形成的精神和文化藝術創造，因水而構建起來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習俗，通過水來獲得生計的經驗、技術和制度，因水而構建起來的生活家園格局，治理水環境的工程技術成就等，是支撐長江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要素。

六是以長江流域水系水網為核心的水運系統。長江文明成為一個整體，地理上的聯系必不可少。長江自古以來水上交通網絡的構建，推動了長江流域的地理聯系和基于這種聯系的社會經濟文化大系統的發展，從而促進了長江文明體的形成。長江流域的自然水環境為水上航運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條件，形成了長江流域龐大的航運系統，對于長江流域的貿易、城市發展、區域開發、資源利用、制造業發展等都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七是基于水運系統基礎之上的貿易體系。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楚國就因運河網絡及江河之間的溝通形成了一個大的貿易網絡。1957年出土的“鄂君啟節”，記錄了鄂君啟水路運營的范圍，包括長江及其支流漢水、湘江、淮水等諸多河流，總里程超過5000公里，地域范圍包括了鄂、湘、皖、贛、蘇、桂7個省區。唐代以后，長江流域成了中國重要的經濟區域，大量長江流域的貨物通過水上運輸通道輸往北方甚至輸向海外。長江航運的發展促進了區域的貿易發展與資源開發，西南腹地得以通過貿易體系對外輸出資源，與外部保持經濟往來和人員互動。

八是城市和城市帶。長江流域是中國古代城市發展程度最高的區域。今天在長江主干道上的地級市就有40多個，流域有縣級城市843個，數量占全國縣級城市的30%。這些城市大多具有較長歷史，從古代延續至今。長江城市的形成和發展與長江水環境形成的政治與經濟地理、水上交通貿易等有直接關系，是基于水環境的城市發展現象。

九是精神文化體系。在長江文明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涌現出了一批批有代表性的精神文化創造者。在長江流域較早對思想文化領域產生較大影響的人物包括老子、莊子等，他們所創造的老莊的哲學思想及道家學派、道教對當時和后世社會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唐宋以后，長江流域人才體量的擴大有力地推動了長江流域文化藝術的發展，大量產生于長江流域，在中華文明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品不僅領時代之先，同時也支撐起長江流域的精神文化體譜系。

十是影響力。長江文明是中華文明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對于整個中華文明的構建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一種文明如果沒有對外的持久性影響力以及對本區域之外的文化涵化能力，就不能成為一個成熟文明。因此對外影響力是文明的重要特征。例如，長江流域的水稻種植改變了中國農作的結構，成為人口養育、文明傳承、國家發展的重要保障?；陂L江流域水稻種植的稻種資源和種植技術不斷得到發展和傳播，今天稻米產業在世界多地得到發展，成為全球糧食安全的重要基礎。日本學者認為長江流域稻作農耕文化對日本的神話、神道教和祭祀都產生了重要而且直接的影響。

這些要素在中華大地上與其他文明相比較具有獨特性，甚至唯一性，也是長江文明的核心標志，可以稱之為長江文明的十大標志。

長江文明的形成緣何必然？

長江流域人類在和自然和社會環境的互動中，形成了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文化和文化體系，隨著文化的積累、融合發展，一些要素的壯大、相互之間影響的增強、整體聚合力和影響力形成，最終形成了長江流域一致的文明意義上的系統。

推動長江流域文明一體化進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共同物質基礎的形成和發展，推動了長江文明形成的進程。首先在于它形成了以水稻種植為主要構成的共同物質基礎。水稻在長江流域的種植，形成了長江流域一個以其為核心的農業系統。水稻的種植對于長江文明來說有多重的意義：一是促使長江流域的人類定居下來并且形成相應的聚落。二是驅動農田灌溉技術的發展。三是支撐了長江流域人口的增長。五是形成了在稻作之上的精神文化體系。有專家認為長江文明就是稻作基礎上的文明。而水稻種植在長江流域的傳播并且形成主體性的農業系統，共同的水資源和水環境條件是其中的根基性因素，這也是水稻種植成為長江流域共同生計基礎的自然環境條件。除了水稻種植之外，和農田伴生的植桑、養蠶及絲綢紡織在隋唐以后成為長江流域重要的產業，對中外社會經濟文化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宋以后陶瓷業、明代以后的造船業發展、近代長江中下游航運的發展等等，都顯示了長江流域的共同經濟基礎有新的要素不斷加入，使長江文明不斷得到新的支撐。

第二，內在聯系的形成，促成長江文明的形成。推動長江文明內部聯系機制形成的主要要素是長江干支流的自然水道，以及在水道上通過運河建設所形成的航運水網，在此基礎上構建起的社會、經濟、文化交流通道，使得長江流域通過緊密的物質聯系形成了一個社會經濟文化體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紀初，楚國就在江漢平原上開挖了揚水，溝通漢水和長江，大大縮短了從漢水至長江的航程，形成了古代江漢運河，對這個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在春秋時期，吳國為了軍事目的而修建了溝通太湖水系和長江的胥溪，以及溝通太湖和東海的胥浦兩條運河，形成了太湖通江入海的水上交通動脈，對于吳國打敗楚國、越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長江航運的早期發展雖然和軍事活動有直接的關系，但也因此促成了中國國家格局的整合發展。楚國利用修筑大運河等水上交通的便利進行了大規模的戰爭，軍船民船遍及長江流域、勢力覆蓋了黃河、淮河、珠江等流域，實現了歷史上中國疆域的近半統一，對中國的統一大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隋朝更進一步修建了蘇州至揚州的運河，開鑿了邗溝，溝通了長江和淮河。形成了“通渠三江、五湖”的水上交通格局。長江流域運河修建的集大成者當屬京杭大運河。大運河貫通了黃河、海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其主要流域都在長江流域內，為長江的內外溝通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長江流域通過水網建設形成的物質聯系推動了在此基礎上的非物質性聯系，形成了一個社會經濟文化網絡體系。例如長江水網構建起的龐大的運輸和貿易體系，尤其是京杭大運河修通以后成為南北方的經濟大動脈，帶動了貨物的運輸，也帶動了產業的發展。京杭大運河帶來的南北貨物調運，對于南北經濟經濟互補和大市場的形成發揮了積極作用，拉動了南方稻作農業和紡織等手工業的發展。長江流域的經濟交往最大的結果是城鎮的發展，尤其是在唐以后江南迅速崛起的城市如杭州、蘇州、湖州、越州、常州、潤州、揚州、楚州、泗州、宿州等，都因運河而生。長江流域城鎮因為水上貿易而生，同時也促進了長江流域內外的社會經濟文化交流融合。流域內外城市的建筑風格、語言、戲劇、服飾、生活習俗、宗教等都因為經濟的交往得到交流融合，促進了長江流域更多共同文化的形成，為長江文明的形成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三，國家發展過程中長江流域的文明互動。長江流域的開發和文明的發展，得益于國家發展過程中，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兩大文明體的互動和融合。來自于北方的中原文明在長江流域的傳播，推動了長江流域的文明進程。長江流域參與中華大一統國家形態的整合發展，廣泛接納了外來的文明因子、推動了自身文明的發展進步。筆者認為在歷史上長江流域和中原地區除了正常的社會文化交流外，有四輪大的文明互動是推動長江文明發展的重要動力。第一輪出現在東晉末年。東晉滅亡后出現了第一次人口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大規模遷徙，同時也帶來了黃河流域的文明因子并在長江流域傳播，使長江流域的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第二輪出現在隋唐至北宋時期，這一時期國家的政治中心仍然在黃河流域，中原地區對長江流域施加著政治影響，加大了開發力度，從而使長江流域成為國家的經濟中心和基本經濟區。第三輪是南宋政權的建立到元的統一。北宋滅亡，政權再次南遷，出現第二次大規模的衣冠南渡，長江流域再次成為延續中國統一政權和中原文明的區域，再次接納了從北方遷來的政權中心和大量人口，帶來了更多的文明因子。這也再次為長江流域注入了文明發展的活力，使長江流域的文明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度。第四輪是在元朝實現統一之后，長江流域成為支撐國運的重要基石。元明清三朝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資，尤其是糧食通過運河運往北方，支撐了國家政權的運作，成為國家穩定的基礎。在這幾輪大的互動中，首先從經濟上刺激了長江流域的開發，這在歷史上是推動長江文明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交往過程中，來自于中原文明的文化、制度和技術殖入對長江流域的社會文化發展同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長江流域雖然地域廣闊、資源豐富，但是如果沒有來自于中原地區人口、技術以及文化的嵌入，長江流域不可能獲得大規模的開發，無論是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都難達到一個高的水平，進而推動文明發展。中原文明對長江流域的影響，對于促進長江文明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同時也決定了長江文明成為中華文明必然的組成部分。

這三個方面相互交織，匯聚成推動長江流域向長江文明發展的合力。長江流域從碎片化的文化逐漸融合發展成為代表長江整個流域的文化系統，最終形成長江文明。因此長江文明的形成有內在的邏輯和必然。

原文刊載于《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1期

作者系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特聘教授、中國長江文化研究院院長 鄭曉云